“中医药走出国门，首先要靠实力。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要解决质量、价格和信任等问题。”两会期间，代表、委员热烈探讨中医药发展面临的瓶颈和难题，对中医药事业跨越式发展建言献策。

重视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

“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日益扩大，中医药在养生保健、慢性病治疗、激素减停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，这是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院长郭新志表示，中医药在新时期同样也面临严峻挑战，“继承保护与挖掘中医药和民族医药，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，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，提高中医药应急救治、防病治病能力等工作十分重要”。

“我国宪法规定要‘中西医并重’，中国的医改必须走中国特色之路，而中国特色就是中西医并重，重视发挥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台港澳交流中心原主任王承德说。

中药资源利用效率需提高

“目前，中药饮片市场秩序不容乐观，中药饮片质量问题时有发生。相对于化学药品，中药饮片监督抽检不合格率较高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建议，加强中药饮片原材料质量监管，严控中药饮片制作过程，完善和改进新的检测标准，以较好地反映饮片质量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会副主委、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伟建议，制定中药材、中药饮片质量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，同时定期修订检验标准，使中药生产企业、饮片加工企业、药材经营企业、医疗机构及权威检测部门在药材检验时能够同步执行统一的标准。

“欧美国家已经开始用草本植物研究制造膳食补充剂和功能性食品，并且在欧美市场热销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葵花药业集团董事长关彦斌表示，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扶持中药企业，企业也应该凭实力走出去参与竞争。

“目前，大多生产企业仍沿用大量生产、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的生产模式，由此造成中药资源的严重浪费，也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建议，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重视中药资源循环利用过程的应用型基础研究，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过程的科技支持与投入，改变目前中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局面，注重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。

医教协同壁垒应打破

“中医人才培养应该是多途径、多渠道的，有院校、师承、家传、自学等，尤其应重视师承。而现在中医教材1/3是基础，1/3是中医，1/3是西医，中医的四部经典在一些中医院校的临床专业仅作为选修，不重视医古文，对外语要求却不低。这样的毕业生西医不会、中医不懂，不会看病、就业困难。”王承德直言。

胡刚说，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在发展中医药方面，存在比较严重的重中医医疗、轻中医教育倾向，医教协同存在壁垒。他建议，在经费投入、项目安排等方面，要大力扶持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；要遵循中医药学科建设规律，不能忽视中国特色的学科特点。

2016年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五部委出台相关意见，不允许中西医临床专业互通，西医报考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中医报考西医专业学位被终止。“由于中西医跨考后无法考取执业医师证，阻断了西医学习中医之路，也阻断了中西医临床汇通之路。3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培养的链条被割断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呼吁，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应及时修正有关政策办法，恢复专业学位中西学互通链条，完善适合中西医交融的专业学位培养招录衔接方案，使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服务民众健康。

中医药发展外部环境需改善

全国人大代表、亚宝药业集团董事长任武贤表示，我国在鼓励中医药创新方面的政策措施还需健全和完善，特别是在药品研发方面，研发报批机制应该注意中医药的特点，以鼓励中药的研发创新。

郭新志表示，在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中，城镇居民、职工医保、新农合有关中医药的收费项目限制了基层中医院的发展，甚至某些中医科室面临关门局面。除此之外，中医传统诊疗项目，如辨证施治、针灸、正骨术、刮痧、推拿、点穴、敷药等项目收费偏低，不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。“物价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中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，从保护和扶持中医的角度，适当提高中医传统特色项目的收费标准，提高县、市和省级名中医的挂号费、诊疗费，合理体现中医人才的价值。”